由于晚清政府对医生采取放任政策，致使医生品流芜杂，庸医盛行，给民众的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危害，而民国之后，医疗市场的混沌和芜滥现象不仅未得到改善，反而更趋严重。
第四，法治能够为人们提供良好的生活秩序。[15]Maurice Rosenberg. "Devising Procedures that are Civil to Promote Justice that is Civilized". Mich. L. Rev, 1971, 69:797.[17]宋功德：《建设法治政府的理论基础与制度安排》，北京，国家行政学院出版社，2008。
[12]张文显：《法哲学范畴研究》，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33]郑戈：《走出上访怪圈》，载《新世纪》，2011(29)。[34]周永坤：《信访潮与中国纠纷解决机制的路径选择》，载《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亚里士多德指出：法治应当包含两重意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又应该本身是制定得良好的法律。而且，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市民社会已逐渐培育和建立起来，社会各个阶层也有了比较明显的分化，要保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在社会各阶层之间建立良好的关系，也需法治予以调整。
法治目标的实现不可能完全依照边实践、边摸索的逻辑，而需要事先做出战略性规划。在法治社会中，最高的和最终的支配力量不是政府的权力而是法律[16]，政府因此也必须依法行政。[9]在经济活动中之所以出现亚当·斯密所说的那种情况，是因为不同的经济主体之间在交往或交换的意义上是平等的。
事实上，任何政党在任何时候都需要明确它的核心价值观，亦即为谁服务和如何服务的问题，但在理论上尚没有弄清它的逻辑关系以及它与其他价值观的关系，势必导致理论上的矛盾。个体宽容以及民众宽容是个人对社会、他人、组织和政党之观念和行动的容忍程度，包括物质宽容和精神宽容。但真正支配这种力量的最后主体却往往不是组织和民众，而是政治精英集团。[13]一如黑格尔所说，公共舆论是表达公民意志的无机的方式，是有一切种类的错误和真理的，不排除个别人假借公意的名义行己之私，只有公共的善、共同的善才是集体行动的逻辑。
因个人占有的资源和掌握的机会远不如组织掌握的为多，因此，他所处理的与自己的欲望有关的事项，在难度和深度上要比组织容易一些。作为一种严密的、合法的社会组织，国家及其行政机关与经济组织不同，它是垄断非营利组织。
若P不遵守R比遵守R成本高，那么人人都遵守。前者是直接为执政党服务的，后者是为人民服务的。核心价值观建设本身涉及的是理论的认识问题，如果理论上都是不清楚的[8]，那在实践上也必定是混乱的。政治伦理就是要考察这两种伦理力量产生的土壤、发挥作用的条件。
当民众的力量大大弱于上层建筑的力量的时候，工具的价值、管理的逻辑就有可能脱离终极的价值、管理的目标，而成为独立的力量，终极的目标。[13]参见黑格尔著：《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334页。无论是物的系列还是工具系统，主要是通过人的生产活动来完成和获得的。而这两种建设都必须借助体制的力量。
然而如何实现这些价值就不仅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复杂的社会实践问题。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于是，任一时代的人们都面临着基本价值、根本价值和核心价值建设的任务。但即便如此，也依然存在着两种价值逻辑的问题，可用工具价值和终极价值表述。
政治社会这样做的方式就是它的理性。它为归责提供了理论基础。物与物、人与物、人与人之间有多种组合方式，但并非任何一种方式都对人有利，价值只是其中最有效的那种。秩序包括状态和效果两个环节，状态是物与物之间、人与物之间、人与人之间相互组合、相互作用的方式。在狭义上，人们还要创造和设置那些保证生产正常进行和公共生活正常进行的工具系列。当这种强烈表达其意志的愿望变成一种理性化的集体行动的时候，一种只让其劳动而不闻其心声的体制也就不可能了。
由于国家及其行政机关掌握着最大化的公共物品—政治权力，而政治权力是被嵌入在社会活动和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资源投入，这种投入既给政治权力所及的公民、人群和组织带来收益，也给政治权力机关以及行使行政权力的官吏带来收益。我们可以通过如下两个定义分析权力概念的内涵与外延：Ⅰ。
更何况，核心价值观本质上不是一个证明问题而是证实问题，证实的问题就不在说和宣传而在实践和实现。生存价值、秩序价值和信念价值要么与这些价值相合，要么为实现这些价值提供基础或手段。
在人类所需要的价值系统中，有三种价值是最根本的：生存价值、秩序价值和信念价值。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
另一个是违约成本问题。当政府或政党依靠信念（思想上层建筑）和权力（政治上层建筑）进行社会治理时，就会演化出与每个人的愿望相同、相似、相异、甚至相左的意志来（即国家意志），甚至成为霍布斯笔下的怪兽利维坦，以至于使民众对国家意志产生矛盾心理：爱之深恨之切。[6]社会宽容是一个亟待需要研究的范畴和现象。主体是一个具体活动的发动者（前提）、承担者（过程）和受益—责任者（后果）。
权力作为一种公共资源乃是一种支配和分配财富与机会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必须借助思想上层建筑和政治上层建筑来实现。也只有把作为集体行动逻辑的公共的善、集体的善表达出来并使之实现才完成了历史的业绩。
当利己动机和行动与有严重缺陷的体制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滥用职权的行为就不可避免了。信念价值是个体和执政者集团用于支撑自己的观念和行动所需要的理念体系。
政治伦理就是要考察这两种伦理力量产生的土壤、发挥作用的条件。惟其人类是需求着的因而才是价值性的存在物。
定义Ⅰ与定义Ⅱ的本质区别就在于，定义Ⅰ是自在的权力类型，而定义Ⅱ则是反思的权力类型。政治权力拥有者也有利己的动机，实现这种动机可以有两种方式：体制内的与体制外的。社会安全阈限是社会宽容的重要标志，是社会容忍或允许威胁、危害、破坏社会正常秩序的事件、力量得以存在的最低限度，我们可以把这些导致社会失序的因素称之为危险或风险。信念与意见和知识不同。
权力作为一种被嵌入在人们的社会活动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中的资源，既立足当下更面向未来，是对公民之未来根本利益的规定与分配。作为终极性的价值，幸福是最后的也是最高的价值原则。
如此一来，信念建设就在实用的价值和德性的价值两条战线上展开。而无论是空间性的秩序还是时间性的秩序，都是状态与结果意义上的事实。
只要有国家存在，权力总要掌握在政治精英集团手中，且总要产生支配性行为。[7]在此我们无意详尽梳理中国共产党建党90年来其信念价值的历史演变历程，而只想指出，在革命、建设和发展三个不同阶段上，其信念具有不同的形态和具体内容，但宗旨始终没有变，也不应该变，这就是为人民服务。
